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向我华北、华东、华南大肆扩张，中华大地遭受着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蹂躏。日军在7 月底迅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重兵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地区扩张进攻。

    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把中日民族矛盾推到了顶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8 月22 日至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7 月7 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还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党在全国抗战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方针，即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山西，控制华北，策应华中，威胁西北的侵略意图更加明确，扬言“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为贯彻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全民抗战路线，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华北战局发展的态势，研究了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政治、军事诸多条件，认为加紧攻取山西已成为日军总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把山西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脚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而实行战略大展开。 

山西优越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而且以山西为战略支点，便于向周围幅射、扩展，将抗日游击战争突破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范围，达到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之目的。诚如彭德怀所指出的：“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从太行山东越平汉，跨津浦，远达北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越平绥，挺进内蒙草原，既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又是大西北的屏障；西向连接陕甘宁。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冀、察、绥、豫、鲁，再与华东、华南连接，而成为抗战重心。”任弼时也指出：“山西自雁门以南经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向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异常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中共中央把山西作为华北抗日的战略支点、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山西当时已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进入山西实行对日军作战时，不仅作为山西特殊形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已有将近一年的发展历程，而且新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其下辖各级地方机构简称“动委会”）也已宣告成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已形成较好的甚至是强有力的基础。